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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焦裕禄系列 --《焦裕禄在兰考的故事》之六

更新时间:2021-08-20 20:19:00点击次数:387次

鱼水情深


危难时刻,更见真情。

1962年冬的兰考,灾害达到了历史的极点,外出逃荒成为老百姓活命的主要手段。

沙、涝、碱灾害肆虐,当年兰考县全年粮食单产仅有43斤,韩村七季歉收,群众一季只分了7两高粱穗。

兰考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外出逃荒的人群,挤伤、摔伤事件时有发生。

群众为了糊口,晚上生产队的草料被偷,地里仅有的麦苗被抢,树叶被捋,树皮被刮。

一些生产队的牲口甚至都不能成活,群众想法子用绳子吊起,生怕它们倒下,就永远也站不起来了。

……

就在这一年的12月6日,焦裕禄来到了兰考,任县委第二书记,一个月之后,开始主持兰考县委全面工作。

来到这个不少干部都想方设法调离的兰考,焦裕禄却说“不改变兰考面貌,我决不离开那里”。

不仅如此,在兰考工作岗位上的一年零三个月,他还结就了与兰考人民浓浓的的鱼水深情。

“心里装着全体人民,唯独没有他自己”,是对焦裕禄为民情怀最准确的概括,也是焦裕禄精神在兰考大地最生动的实践。

在焦裕禄心里,老百姓就是天。

1963年1月24日,大年三十,刚刚到兰考任职不久的焦裕禄,和张钦礼等同志来到许贡庄村,在村里转了一圈,就是为了看看群众缺不缺吃的,明天要过年了,大家还有什么困难。

在村民王廷碧家里,焦裕禄进门就问:“老王,生活有困难吗?你们吃的啥?”

王廷碧答:“没有,高粱、红薯片。”

他们又在村里看了好几户困难户。

一次简单的访贫问苦,一次与群众打交道的事,在焦裕禄心里,却成了比天还大的事。他经过较短时间对兰考的调查走访作出判断:在这里,群众的吃饭问题,才是天大的事儿。

中午,村里群众正在吃饭的时候,焦裕禄一个人再一次来到许贡庄,来到王廷碧等群众家里,再一次看看,群众是不是真的有吃的。

他悄悄走进王廷碧家里,亲眼看到他们一家吃了高粱面馍,才放下心来。

接着,焦裕禄又到一户老军属的家里,看看锅里是不是真有吃的。

他又找到一户老贫农,坐在灶台前和他聊起党的领导。

……

多么好的干部啊!

如此惦记着群众,群众怎么能会忘记!


弥留之际的牵挂


一个人,在弥留之际最惦念的人或事,往往就是他(她)一生最大的牵挂。

从1964年3月23日离开兰考,去郑州、北京的医院看病,到5月14日9时,焦裕禄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53天。而这么多天里,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(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前身)度过。

3月23日,焦裕禄是弯着腰走到兰考火车站的。

据当时送他上车的同志介绍,“焦裕禄在兰考县委大门口和大家告别,不让同志们送,他说:‘不久我就会回来的’。走向火车站时,他不时回顾着兰考的一切,……”

事实上,当年的2月 11日至2月28 日,焦裕禄带上老婆孩子回山东老家的探亲,似乎就有一种预感,“父亲带我们去爷爷的坟上,讲他曾经的故事,他很少待在家里,去外面见他过去的老同学、老战友。他清楚,觉得是和他们永别了!……”焦守云说。

焦裕禄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,回到兰考的一个多月时间里,常常感觉肝部像一块红薯,疼得厉害。

在一次县委民主生活会上,焦裕禄说:“我最苦恼的是自己的身体不好,肝子疼,扁桃腺肿大,现在又多了个腿疼。……”

在开会或者作报告时,人们会经常看到,他总是站起来,把右脚踩在椅子上,用膝盖顶住肝部,外衣上的几个扣子总是不扣,左手压在肝部。

3月21日,在去三义寨公社调研的路上,陪同的干部张思义看他脸色蜡黄,头冒虚汗,劝他回去,可焦裕禄却说:“不!好多工作还在等着我们!”

他强忍着肝疼,一手推着自行车,一手按着肝部,一步一步,艰难地向前走。

在三义寨公社干部汇报会上,一边听汇报一边做笔记的焦裕禄实在疼痛难忍,左手紧紧顶着肝部,疼得手指直发抖,钢笔几次从手中掉落。

看得这种场景,在场的同志眼睛都湿润了。

焦裕禄回到县人民医院,诊断为肝病急性发作,不得不转院治疗。

在郑州住院期间,焦裕禄一刻也没有停下对兰考工作、对兰考人民群众的惦念。

回顾焦裕禄同志身体到最后阶段的点点滴滴,使我们再一次对这样一位共产党员肃然起敬。

时隔五十余年,当年焦裕禄在河南医学院的管床大夫杨壁卿在接收媒体采访时说:“一提起焦书记,总感觉他还在我眼前,这辈子都忘不了。”

在杨壁卿的印象里,最使她难忘的,“是焦书记对人民群众的感情。”“在他弥留之际,仍然念念不忘兰考的灾情,不忘兰考的人民群众。”

焦裕禄在郑州住院期间,身体状况越来越差,在郑州住了3天院,就被送往北京会诊,结果是:晚期肝癌,全身淋巴结转移。

癌细胞扩散,身体极度痛苦的焦裕禄用烟嘴烫伤胳膊,可还是疼得汗水直往外冒,医生给提出给他打吗啡,他摆摆手说:“给别人打,我能忍受。”

杨壁卿回忆,焦裕禄食欲非常差,一顿饭吃不了几口,我们提出用点营养药,他都拒绝,说留给更需要的病人。伙食影响肝脏,建议他到营养食堂要点面汤甩鸡蛋,可他还是不同意,每次就是稀饭面条。

焦裕禄住院期间的多次重复的动作,让杨壁卿至今难忘,“每逢下雨或者外面刮起风,焦裕禄总是慢慢从床头挪起,站在窗台边往外望,问他看什么?他说,‘不知道兰考那边下雨了没?有些群众的房子不好,不知道有没有漏雨?’身体到了这种地步,他惦记的仍然还是人民群众。”

去北京治疗,医生以及陪同的干部劝他多待几天,可他回来解释,“北京离家太远,还是郑州到兰考比较近,县里来人找他方便……”

在生命的最后这段日子里,焦裕禄身体的痛苦程度达到了极点,除了打针吃药,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忍受疼痛,和病魔作斗争。

可是,即便如此,但凡有兰考县的人过来看他,焦裕禄都会抖起精神,尽量起身或迎到门口,拉着对方的手,并赶紧让座,走时送到门口,依依不舍的样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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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壁卿说,“这个时候,是焦裕禄最开心的时候。他的精气神仿佛又回来了!”

杨壁卿和焦裕禄交流时,从来不涉及病情,她不说,焦裕禄也不问。

他们最多的话题是泡桐树,“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啥是泡桐,就听到他每次都关切地问,树长得咋样?种了多少亩?”“还有提到一些群众的生活情况,名字记不得了!”杨壁卿回忆。

在兰考如此忙碌的焦裕禄突然住院,到医院里看望他的,很多是农民。杨壁卿说:“每次过来看望他的农民都在外面等着,怕打扰他,派几名代表进来。看到这种情况,焦书记总会忙招呼大家都进来,坐到床边,用双手拉住大家,问‘前几天下大雨了,咱那里淹了没有?咱种的泡桐树,长得咋样?’”

杨壁卿还清晰地记得,有的乡亲们见到焦书记病成那样,就很动情,“有人甚至抱住焦书记痛哭流涕。这时,焦书记就安慰大家不要难过。”“看到乡亲们大老远挎着篮子带来鸡蛋、花生,焦书记坚决不要,他交代乡亲们,咱们现在很多人还贫困,我在医院啥都不缺,你们把鸡蛋拿到供销社去换点盐吃。”

多么朴实的语言啊!

难怪会有兰考的群众去哭坟,竟然喊出:“我们的好书记,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,硬把你给累死的呀。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,跟着俺们受罪,俺们好过了,全兰考翻身了,你却一个人在这里……”

焦裕禄去世以后,在他的纪念园里,常常会有当地的群众来到他的墓前,给老书记送上水果或者特产,为老书记深深地鞠上一躬,表达思念和敬仰。

每逢清明节或者他的祭日,拜谒他的兰考当地群众总会络绎不绝,年轻人和孩子也会自觉加入这支队伍,大家都是为了过来看看他们的好书记。

有些人,尽管还活着,可他早已在人们的心里死去。

还有些人,尽管他死了,可却永远地活在人们心中。

焦裕禄是典型的后者。

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总结:“焦裕禄的崇高精神跨越时空,历久弥新,不管过去,现在还是将来,都永远是亿万人民心中一个永不磨灭的丰碑,永远是鼓励我们艰苦奋斗、执政为民的强大思想动力,永远是激励我们求真务实、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,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,这些精神都在人民的心中,是可以永存的。”

从这一层面理解,焦裕禄精神的真正伟大之处,就在于他永远为人民群众着想,心永远地和人民群众在一起。自然,人民群众就会永远地把他记在心里。

事实上,在兰考工作的短暂时光里,焦裕禄还留下了很多鲜为人知、与兰考人民群众鱼水深情的故事。


风雪中见证


1963年12月9日午后,兰考县城里,刮起刺骨寒风,一阵急一阵缓,城北沙丘上扬起的沙尘,敲打着城区屋檐上的茅草,发出“瑟瑟”的响声。

阴暗天色里浮起的扬沙弥漫在空中,午时的白昼宛若即将降临的夜幕,冷清的大街上,不时来往走动的行人,抬起胳膊遮掩风沙。

兰考县委办公室里,趁着午休时间的空隙,几名同志摆起跳棋打发时间。

此时,刚吃过饭的焦裕禄进得屋来,“好啊!你们下跳棋,算我一份!”

“来,焦书记!你走这一路。”说话间,一位同志已经为焦裕禄准备好了棋位。

“陪你们玩儿会儿!”焦裕禄说。

一局棋下完,准备换位置,参与下棋的刘俊生瞅了一眼外面,和大家说:“吆!外边下雪了!”

焦裕禄放下手中棋子,走出屋外,用手接起雪片,环顾四周。

“这场雪有来头呀!老天爷的脸色不一样!”焦裕禄自言自语道。

这时,风速已经减弱了很多,可雪片却在逐渐变大,或东或西,从空中倾斜着压向地面。

“你们几个玩儿!”焦裕禄眼神移向了院外,给大家打招呼。

不到一袋烟工夫,凌空飞舞的雪花,就在地面积起鞋底般厚厚一层。

倚靠在办公室门门框上的焦裕禄对着外面说:“这场雪呀!不知道会给群众带来多大的灾难啊!群众有没有吃的?有没有穿的?……”

说完,焦裕禄就冒着雪,离开了办公室。

刘俊生回忆:“当时焦书记出门并没有回家,而是去外面了解其他情况了!”

快到上班时间,焦裕禄再一次来到办公室,对着刘俊生喊:“俊生,你来我办公室一趟!”

焦裕禄边走边说:“我说你记,现在就以县委名义,对全县各公社,下一个紧急通知,要求做好雪天几项工作。”

刘俊生说:“焦书记要求的通知主题,就是做好雪天工作的意见。”

“第一点,是……”焦裕禄说着,刘俊生记着。

记录好焦书记的指示,办公室当即电话通知各公社,落实焦书记的要求。

这就是大通讯中“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,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”那段中提到的“几件雪天工作”的实际背景。

如今,焦裕禄当时的“雪天工作”方法,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里被陈列,成为参观者来学习的重要内容。

因为情况紧急,焦裕禄的这一指示并没有作为县委文件下发,也没有形成文件材料,更没有在后来的档案馆里存放,而是保存在了刘俊生的笔记本上。

刘俊生说,“后来我给穆青同志汇报此事时,他深深为焦裕禄的工作方法及热情所动,从我笔记本上全文抄了下来,并原文引用在大通讯中。特别针对第二天去许楼村看望一双老人,每一句话,每一个动作,都成为了经典。”

晚上,鹅毛大雪铺天盖地,焦裕禄并没有待在办公室里听汇报,坐在办公室里研究工作方案,而是分头去几个在家的县委常委办公室,与大家交换意见。

主题就是如何落实雪天工作,如何让群众在风雪灾害面前不受冻、不挨饿,牲口不缺料,不被冻死。

接着,焦裕禄又亲自去县人委,找分管救灾的领导同志商量意见,还去了县救灾办,一起认真查看储存的救灾物资情况,安排第二天的救灾工作。

之后,焦裕禄又冒着风雪,回到了县委,几个负责救灾工作的同志也跟了过来。

雪下了一夜,焦裕禄屋里的灯亮了一夜。

第二天天刚亮,大雪正逐渐变小,住在县委的不少同志们还在睡梦中,就被县委吃饭的铃声叫醒了。

不该是打吃饭铃的时间呀!

推开房门,同志们顺着铃声一看,打铃的不是县委食堂的司务长,竟然是焦书记。

“同志们!快起床了,都到常委值班室,我们开一个紧急会议。”焦裕禄边打铃边喊。

几分钟时间之后,大家纷纷赶到了值班室。

焦裕禄说:“大雪封门的时候,我们党员干部不能坐在屋里烤火,应该到群众中去。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,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。”“今天,我们一起下乡去访贫问苦……”

会议议程很简单,焦裕禄短短几句话,就把同志们动员起来了。

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被分成4个组,各由一名县委领导带队,带着救济粮、款分头出发了。

离开值班室,大家才发现,一个县委大院,唯有焦书记办公室的门口,积雪早已被打扫,从进出他办公室积雪上的脚印,就可发现,为了今天访贫问苦活动,他们竟然忙活了一夜。

刘俊生与焦裕禄同为一个组,负责县城东南方向几个村。据他介绍,“我们几个人身上背着救济粮,扛着棉衣,出了县委大门,先在火车站看望了准备外出的灾民,又沿着陇海铁路,往东走,翻过铁路,去了高照头村。”

村里的老军属靳美英,日子过得苦,娶儿媳还借了别人家的被子。焦裕禄带队直接进了她家,放下些救济粮,拉起老人的手就进厨房,看看大冷的天她一家人能吃啥。

靳美英说:“焦书记,你放心,我是老军属,不给国家添麻烦,生活紧巴点就过去了!”

焦裕禄揭开锅盖,看见里面放的两块红薯,对着老人说:“现在咱国家困难,让你们受苦了!这苦日子会有头,困难很快就能度过。”

又转了几户困难户,分头给了些统销粮、救灾款,他们又出发了。

在许楼村,焦书记问村干部:“咱村哪户最困难?”

村干部领他们到了一个五保户家,老大爷卧床不起,老大娘是个瞎子,低矮的草房,几面透风。

焦书记对村干部说:“去弄点草来!”

他和几个干部一起,打扫了草房门口的积雪,用棍子顶起柴草,把草房封得更严实了。

进了门,焦裕禄来到床前,看到床上铺的是草,边往里摸,边问他们的生活情况。

村干部对大娘说:“大娘,县里领导来看望你呢!”

大娘说:“县里的大官啊?”

村干部说:“县里最大的官。”

坐在床头的老大爷说:“你是谁?”

焦裕禄答:“我是您的儿子。”

老大爷又问:“大冷的天,你们来干啥?”

焦裕禄又答:“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!”

大娘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,用颤抖的双手上下摸着焦裕禄,“身上都湿了,赶紧让你们烤烤火!”

焦裕禄连说:“不用!不用!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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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了许楼,焦裕禄又带着大家去了别的村。

回到县委,天色已晚。

那一天,焦裕禄带着大家跑了9个村庄,没有喝群众一口水,没有烤群众一把火。

在焦裕禄身边工作,每一次回忆起与焦裕禄相处的这一幕幕,刘俊生都会掉下眼泪,“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感情,焦书记做不到在那样的环境下去看望困难群众,更不会赢得人民群众如此的信赖!”

1965年12月,新华社记者周原到兰考采访焦裕禄的事迹,刘俊生讲起焦裕禄风雪中去看望群众的事,周原哭着记着,深深为焦裕禄的事迹所感动。

后来赶到的穆青听了焦裕禄事迹的汇报,流着泪告诉随行的记者:“我参加工作28年了,没有流过泪,焦裕禄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,事迹太感人,虽然焦裕禄的事迹报道过,但还要重新组织报道,否则,就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失职。”


十二只鸡仔


1963年初秋,兰考的大枣红了,可位于县城南部的城关区杨山寨村,却因为沙荒严重,村里的农业生产连年没有保障,“村里十家有八家常年外出逃荒”,“不少群众被饿得得了浮肿病”,灾情在城关区是最严重的。

关于杨山寨村,上文“老韩陵蹲点记”中,曾经有过老韩陵村支援该村一百辆架子车救灾物资的事。

当年的村生产队大队长金留成对此仍然记忆犹新:“焦书记安排老韩陵支援杨山寨,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焦书记一直惦记着俺杨山寨。”

因为群众生活保障差,两千多口人的杨山寨是火车站灾民中的主流,焦裕禄曾经在火车站专题给杨山寨群众开会,劝大家回家安心搞生产自救,并多次到村里召开专题会,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。

一天中午,在黄楼村里开完除草动员会,焦裕禄喊着杨山寨生产队队长金留成的名字,“老金,跟我到你们村里转转!”

“中!焦书记!”金留成应道。

“咱村里谁家的生活最困难?”焦裕禄问。

“金子文家!”金留成答。

“他家啥情况?”焦裕禄再问。

金留成停顿了一下回答:“这家人年年去逃荒,一家老小全上阵,孩子多,地少,日子最难过!”

说话间,二人来到金子文家。

因为没有院子,几间低矮的草房前,三个赤着脚、穿着破落的孩子正在玩耍,西侧的一间厨房,半搭在房檐下,被烟熏得一片乌黑。

“子文,在家不?”金留成喊。

“在!”厨房里传出声音。

“焦书记来看看你!”金留成说。

这时,一位衣衫留着多处补丁,身材瘦弱,拿着个炊具的中年男子走到焦裕禄的面前。

“这是咱县委的焦书记!”金留成介绍。

金子文点了点头说:“好!好!”

焦裕禄进了草房,看见屋里除了床头一张破席上的几件破衣服,两床破被子,没有其他任何家当,就问,“家里几口人,媳妇去哪儿了?”

“八口人,要饭去了!”金子文答。

“家里有谁?”焦裕禄问。

“俺爹,俺娘,俺妹,媳妇,还有几个孩子!”金子文回答。

焦裕禄走出草房,脸色凝重。

“媳妇去哪儿要饭了?带了谁?”

“可能是许昌那边吧,带了另外俩孩子!”

焦裕禄皱紧眉头,又进了厨房,揭开锅。

“锅里是啥?”焦裕禄问。

“红薯片疙瘩!”金子文掂起勺子,搅了搅稀汤底下的红薯片。

“焦书记,这是红薯片捣碎了煮的汤,红薯片有点发霉了。”金留成补充道。

焦裕禄接过勺子,盛起来仔细看了看说:“好好煮,别让孩子吃坏了身子!”

“嗯!”金子文点头。

焦裕禄又环顾了厨房一周,问:“家里有没有盐吃?”

“好久没有买了,没有钱!”金子文答。

“他家地里能收多少东西?”焦裕禄脸色沉重,问金留成。

“焦书记,他家地少,还是沙土窝子,不成啥庄稼,所以才出去要饭。”金留成答。

走到院里,焦裕禄摸了摸几个孩子的头,对金子文说:“照顾好孩子!”

金子文点头:“嗯!嗯!”

走出金子文家,焦裕禄对金留成说:“过几天给他家弄点小鸡儿吧!”

金留成说:“中!中!”

“把小鸡儿养大,能下个蛋,给孩子补点营养,还能换点钱,给家里买点盐!”焦裕禄边走边对金留成交代。

“对!对!”金留成点点头。

时隔50余年,已近耄耋之年的金留成仍然记得,“焦书记问得很认真,很仔细,他一再给我交代,要照顾好这一家人!”

“大概有一个礼拜时间,焦书记真来了,带着12只小鸡仔。”金留成回忆道。

县委书记访贫问苦,竟然落实到如此细致程度,答应给群众送去的东西,从不落空,对不同困难的群众采用不同方式去帮助,这是何等情感啊!

来年春天,在一次开会的场合,焦裕禄专门问金留成,“金子文家的小鸡儿长大了没有?家里过的咋样?”

金留成一一作答:“长大了!自从咱村里的沙丘给治住了,地里就有了收成,金子文就不再去要饭了,他媳妇说不定啥时候去,家里生活改善了不少。”

事实上,焦裕禄对杨山寨村问题的解决,早已采取了综合治理措施,通过翻淤压沙、割草卖草、分包枣树等办法,截止到1963年底,全村80%以上外出逃荒的群众可以安心在家里搞生产,不用成批外出逃荒了。

如今,金子文老人和老伴早已过世,儿媳冯玉花在接受作者采访时说:“俺兰考都是托了焦裕禄的福,没有他,哪儿会有兰考的今天!俺家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困难户,普通老百姓看见还躲,可焦书记不嫌弃,多次去家里慰问,送这送那。好人呐!”

如今,昔日风沙弥漫、全村没有一户砖瓦房的杨山寨,早已不是曾经的模样,临近兰考县产业集聚区,笔直的马路修到村头,连霍高速公路、郑徐高铁从村头掠过,村东头规划设计的一处湖面正在准备施工建设。

村里群众从过去80%以上外出逃荒,到改革开放之后80%以上劳动力外出打工,再到现在近80%的年轻劳动力在产业集聚区就近就业,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强。


一张旧席片


1963年夏,焦裕禄在闫楼公社大付堂村搞起的“农业学大寨”典型正在加紧酝酿、筹备,一个推着一辆自行车,黑黑脸膛的干部,经常来往在大付堂、马庄几个村。

这个人就是焦裕禄。

据当地村民回忆,这一带是兰考黄河故道的典型地段,坑洼不平,下雨了就涝,干旱了就绝收。焦裕禄过来了解情况后,开始蹲点搞土地整改,号召群众打大堤、平整土地、打机井。

当年秋季,近2000亩的土地上,就被种上了小麦,第二年春天,全区的小麦长势特别好,开封地区组织“农业学大寨”报告团,专门抽调一位干部参加报告团,介绍该区的经验。

作为兰考县唯一的全地区报告团成员,村党支部副书记、民兵营长孔祥山见证了与焦裕禄一起工作生活的经历。

其中一件事情,令他终生难忘。

1963年夏天的一个上午,日头高照,不少人早早躲进树荫下,掂起蒲扇,驱赶热气。

这时,脊背汗衫湿透、高卷着裤腿、推着自行车前行的焦裕禄没有走进孔祥山的家门,就喊:“祥山,在家吧?”

“在!在!”院里传出声音。

“焦书记,焦书记来了!”孔祥山赶紧跑出屋来,给家人说。

进得院里,焦裕禄边放自行车,边和孔祥山的父母、爱人打招呼。

“大爷,今天在你们家吃饭,中不中?”

“中!中!欢迎焦书记!”老人和焦裕禄搭话。

孔祥山为焦裕禄打来一盆水,问:“焦书记,中午吃什么饭?”

焦裕禄蹲下来边洗脸边说,“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,不能搞特殊!”

“焦书记,我和好了杂面,就吃杂面面条!”孔祥山母亲在一旁说。

“中!就吃大娘做的杂面面条!”焦裕禄站起来对大娘说。

在院里一棵树阴下落坐,焦裕禄就和孔祥山的父亲聊起村里的话题。

面条煮好后,焦裕禄去厨房端了饭碗,和他们一家人,蹲在院里吃,还一个劲地夸大娘做的面条好。

吃完饭,焦裕禄从兜里掏出4两粮票、5毛钱,交给孔祥山,“这是我的伙食费,收下!”

“焦书记,焦书记,这个……”站在一边的孔祥山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看到如此情景,一家人齐搭话:“焦书记,平时没有来俺家吃饭,不能收这个钱!”

焦裕禄憨憨一笑解释说:“这是规矩,我是县委书记,怎么能带头违反?应该收。”

再三推脱,焦裕禄还是放下了粮票和钱。

天气炎热,午饭后很多人都会休息一会儿,赶着天气凉些再去干活。

焦裕禄提出到村里树荫里乘会儿凉。

“焦书记,离这儿不远,村东头。”孔祥山说。

按照当地的习惯,中午时分在大树下乘凉都会拿张席子,准备一个蒲扇,树荫下午睡一会儿。

知道这一情况后,孔祥山赶紧对爱人说:“快!去把咱床上的新席揭下来!”

说时迟那时快,孔祥山的爱人已经跑回屋里,准备取下床上的新席。

看到这一情况,焦裕禄当即拒绝,“祥山,不要拿!”

这时,焦裕禄也快步跟进屋里,拉住孔祥山爱人的胳膊说:“不用了!不用了!我就是到树凉里坐会儿。”

“焦书记,不就是一张席吗!咋不用?”孔祥山执意要取。

焦裕禄拉着孔祥山的手走出屋外,环顾院里,刚好看见一堆柴禾边一块一平方米见方的旧席片,“这个就中!”

焦裕禄捡起地上那席片,和孔祥山夫妻俩说:“就用这个,这个好!你们也歇会儿,下午还忙咧!”

说话间,焦裕禄就捡起席片,走出大门外。

看着焦裕禄离开的背影,孔祥山一阵暖流涌上心头,“这哪里像个县委书记呀!”

那个背影,孔祥山记了一辈子。

“我一生没见过这样的好干部,一个县委书记,不讲究这些,实际上就是跟咱老百姓的感情,更是看得起咱老百姓。啥时候我们的干部能跟老百姓心近了,真心替百姓着想了,共产党就得到群众的更多拥护了!”谈起50余年前的往事,孔祥山老人思绪万千。

如今的大付堂村,早已是兰考的肥沃粮仓,黄河灌於留下的土壤,使每一季的庄稼都有着好收成。

大堤两岸的青沙地,茂盛的泡桐树下,形成和诞生了一片片成群的木制品加工厂,泡桐树已经成为当地群众致富增收的好原料,被群众成为“绿色银行”。


拉粪车


能让人留存心底永久记忆的事未必都惊天动地。

一次简单的拉车,一件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的事,却让五爷庙村的几个群众对焦裕禄心存感激了半辈子。

五爷庙村属老韩陵大队,是大队的第五、六生产队。

1963年春,把老韩陵作为联系点的焦裕禄为村里从外地买来了花生种,准备以此为试点,带动群众在沙地大面积种植花生,可这时,常年土地沙化、土壤肥力不足问题又暴露出来。

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村里给焦裕禄提出成立掏粪战斗队,组成200个箩头筐,到县城的机关单位去掏粪,得到了焦裕禄的充分认同。

董中义,五爷庙村人,1963年时他才17岁。

作者在五爷庙村采访,当地群众七嘴八舌地纷纷发言,这个说见过焦裕禄,那个说跟焦裕禄一起干过农活,还有的说参加过焦裕禄召开的会。董中义说“焦书记这个人,真中!”

1963年麦收过后,急需粪肥的老韩陵大队组成的掏粪战斗队加紧了工作进度,一辆架子车四个人,两个筐子,算是一个小组。

因为五爷庙距离县城并不远,所以这一个组每天要从县城拉回两车粪。

上午10点多,董中义、吴连等四人拉着空车走进县委大院,去厕所掏粪。

一个多小时之后,车装满了,可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挡住了四人的出路:因为天气炎热,县委大门口两边坐了好多干部和群众乘凉,四人怕粪车从门口过臭味影响大家,所以就蹲在一边,等门口人少了才走。

可越等偏偏就没有人离开,几个人在厕所门口干着急。

这时,一位从办公室走出约四十岁左右的男同志走到厕所门口。

“恁几个咋不走?”

“我,我们,……”董中义支吾着答不上话。

“咋啦?”

“大门口人太多!……”

“呃!”

没有等四个人站起来,这位同志二话没说,就直接跳进车辕。

“这,这……”四人赶紧起身。

那人架起车把,挂起车襻,拉起粪车就往外走。

“快!快!”董中义等人回过神来,赶紧在两边帮着推车。

从县委的厕所到县委大门口,没用几分钟时间,就走了出来。

这位同志把粪车放好,说:“中了吧?你们可以走了!”

“嗯!嗯!……”四人只顾得点头,甚至连句感谢的话也没有顾得说出口。

望着替他们拉车的这位同志离开,董中义心生敬意,“这位干部,真中!”

这时,四人才感觉突然的难题得到解决,想表达一种谢意,可竟然一句谢谢的话都没有人说出口,人家就走了。

“老乡,恁几个知道不知道谁给你们拉的粪车?”门口一位看在眼里的群众对着他们说。

“谁?”四人纳闷。

“是焦书记啊!”

“焦书记?”四人惊愕。

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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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中义告诉作者:“当时真不知道,心想,这个人是谁啊?咋还为我们拉粪,没有一点架子。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,这个人竟然是县委书记焦裕禄。”

因为焦裕禄在老韩陵蹲点,几个人早在村里听说过焦书记,可并没有亲眼见过。

回忆起这件往事,至今大家仍然心存感动,“大家想啊!很多人看见粪都绕着走,可咱的县委书记,竟亲自为我们拉粪车!他不是一般人,很了不起!


偶遇瞎子


在焦裕禄眼里,每一位群众,都应该好好对待。

1963年5月,一场大雨突降兰考,沟沟坎坎都是水,洼窝里的麦子被水淹,盐碱上浮,地面白花花,丢了春季作物,保不了秋季作物。

有些基层干部撂了挑子,躺倒不干了,一部分群众也在一旁发起牢骚:“县里提出摘掉‘三害’的帽子,我们看,这场雨不但让我们摘不了‘三害’的帽子,又给帽子系了个帽带。”

原本救灾的信心就不足,焦裕禄早早发觉此事,就带着几名干部到城关区的几个村了解情况。

从金营大队调查完棉花苗的长势情况,走到了金营一座砖窑旁,看到几个群众正在聚精会神的听一个人说话,讲得认真,听得投入。

“俊生,咱过去看看!”焦裕禄给大家提议。

“走!看看去!”几个人推着自行车紧随其后。

“咱兰考这穷啊!那叫穷根深,深得挖不出根。俗话说,‘树挪死,人挪活,你们啊,应该挪挪地儿!……”讲话人讲得眉飞色舞。

焦裕禄随行的一个干部说:“这不是煽动人口外流吗?赶紧给他撵走!”

焦裕禄摆了摆手。

“兰考,兰考,难搞啊!……”讲话人边讲边比划,这时,几个人才看出他是个瞎子。

“焦书记,这种人就得狠狠地批,都啥时候了,还说这些话!”刘俊生搭话。

“这人口才不错!”焦裕禄说。

这时,瞎子话题转到给其中一个群众算卦上,“你这个人命不好,家里这段时间可能还有灾,……”

“原来是个算卦的,这是搞封建迷信,应该给他抓起来!”一个干部搭话。

焦裕禄笑了笑,没有搭话,仍在继续听。

瞎子只感觉到听他讲的人越来越多,并没有感觉到外边还有干部。

有人捧人场,说起话来更是带劲,从国家形势讲到老百姓生活,从天南讲到地北,讲得头头是道。

“焦书记,干脆给他轰走算了!不能听一个瞎子在这儿胡言乱语!”刘俊生说。

这时,焦裕禄搭话:“这人是被逼得没办法了,才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,用这张嘴说说混口饭吃,要不怎么活下去呢!”

“焦书记说的是!”刘俊生答。

“我们不能总指责别人呀!他也是咱兰考的群众,我们应该同情他,帮他找个出路。”焦裕禄的看法与众不同。

焦裕禄并没有直接和瞎子搭话,而是安排了另外的一名干部,从侧面去了解这个人姓甚名谁,家住何方。

随后,焦裕禄和同志们就返回了县城。

回去以后,焦裕禄没有回县委,而是去了县文化馆。他给文化馆负责人说明那个瞎子的情况,让他们把瞎子收留,利用瞎子的口才,给他编出一些好唱词,再对瞎子进行培训,让瞎子变成一个宣传员。

刘俊生后来从县文化馆了解到,这个瞎子还真是学得快,唱词编得好,瞎子的嘴很能说,很快就发挥出了他的优势,常常游走在乡间田野,宣传党的好政策。

刘俊生认为,“焦书记站在替每一个兰考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高度,对群众的感情深,看法高人一筹。没有想到,一个算命的瞎子,竟然就变成了一个出色的宣传员!”“这种既解决了瞎子生计问题,又发挥出社会效益的好事,焦书记满脑子都是。”


三个苹果


焦裕禄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,可对于自己身边的同志,也一样有着革命的情谊。

李忠修,原兰考县委办公室干部,焦裕禄同志秘书。

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生活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,李忠修同志在工作中陪同他的机会最多,其中几件小事,事情虽小,可如今说起,仍然让人心动。

刚到兰考不久的一天,焦裕禄让李忠修安排陪他下乡。

“焦书记,咱下乡咋去?”李忠修出发前问。

“准备两辆自行车!”忙着往布兜里装笔记本的焦裕禄答。

明明县委有辆汽车,以前领导下乡常常坐车去,焦书记却让准备自行车,李忠修心中纳闷。

“咱县委还有辆车,坐车吧?”李忠修没有动。

“快!准备自行车!”焦裕禄走出办公室。

骑上自行车走出县委大门,李忠修有些不情愿,心想,“这个领导,咋与众不同呢!明明有现成的汽车不坐,偏偏要骑自行车!”

看出李忠修的情绪,焦裕禄并没有直接批评或者指责。

两人走在下乡的路上,焦裕禄下来自行车与老乡不时打招呼,还时不时问这问那。

一路骑车的李忠修只是跟在后面,默不作声。

在一个推着自行车行走的空隙,焦裕禄找了个话题,对李忠修说:“忠修,你看咱群众多么热情啊!咱跟他们打招呼,大家就有说不完的话要给我们讲!”

“是!”李忠修并没理会焦裕禄说这话的意思。

“兰考的困难多,群众需要给咱反映的问题就多,不接触群众,问题能解决好吗?”焦裕禄问。

李忠修说:“不能!”

“解决问题,要靠什么?”焦裕禄继续问。

李忠修似乎听出了焦书记话中有话,想了想答:“要靠密切联系群众,要靠科学方法。”

“忠修啊!咱县委的车是给老同志、病号、记者们坐的,是关键时候非用不可时才用的。隔着玻璃,群众看不见,咋给我们反映问题?汽车跑得快,群众就撵不上,我们咋给群众解决问题?……”焦裕禄继续给李忠修讲。

此时,听得出画外音的李忠修才明白了焦书记的用意,忙搭话道:“焦书记,以后我们都骑自行车下乡!”

听了李忠修的表态,焦裕禄点点头。

在电视剧《焦裕禄》中,一段焦裕禄用自行车拉着办公室小李同志艰难行走在雨中的画面,会让更多人记忆。

这段故事那位干部的生活原型就是李忠修。因为自行车链条断裂,焦裕禄坚持自己用绳子拉着李忠修的自行车走,直到找到修理自行车的地方。

而二人下雨天用一件雨衣的故事,也是生活中的真实。

更让李忠修难忘的,是发生在1963年秋天的一件事,这件事的核心,是三个苹果。

中午,在仪封公社仪封园艺场,吃过午饭,了解完当地沙地苹果种植情况,焦裕禄买了三个苹果,装在兜里,就准备往县城方向赶。

“平时没有见过焦书记这样呀!不过,家里几个孩子,带回去几个苹果,也是应该的。”李忠修暗想。

一路走来,路过园艺场的沙荒地,焦裕禄说:“这边应该栽上几道防护林,才能保住这方地!”走过吕拐西头的沙丘, 焦裕禄说:“这些沙丘上载上洋槐树,就能锁住这风沙!”

李忠修也不时搭话,说笑间,两人就走到了毛古村南地。

“忠修,好久没有回家了吧?”焦裕禄问。

“是,焦书记!几个月了!”李忠修答。

“拐家里看看吧!”焦裕禄说着就把自行车调头。

“改天吧!焦书记!办公室任务还很多。”李忠修下得车来。

“我陪你,顺道回家看看老娘!”焦裕禄已经拐过弯去。

“这,这,……”李忠修一时搭不上话,只得又骑上车,跟着向前走。

平时县委工作忙,李忠修的确没有很多机会常回家看看,也更想不到,这次回家,会有焦书记陪着。

进得家门,没有放下自行车,李忠修的母亲就迎上前来。

“大娘!”焦裕禄主动打招呼。

“娘,这是焦书记,我们下乡走到这里,回来看看你!”李忠修接过话。

“焦书记!好呀!”大娘说。

“大娘,身体咋样?”焦裕禄和大娘说话。

“好,好的很!快坐!”老人搬出凳子,让给焦裕禄。

坐在院里,焦裕禄和老人家聊了一会儿家常,起身说:“今天就让忠修在家里住一晚上,好好陪陪您老人家,明天再回去!”说话间,从自己的布兜里掏出三个苹果,塞到老人家手里,说道:“我们去园艺场,给您老带了几个苹果,……”

“不用,不用,……”老人家赶忙推说。

“就几个苹果,一定要收下!”焦裕禄坚持。

“拿回家给孩子们吃吧!”大娘推说。

“我回去再买,这是专门给大娘的!”这时,焦裕禄已经推起了自行车。

“焦书记,这,这,我跟您回去吧?”李忠修还在发楞。

“难得回家一趟,多陪大娘说说话,我走了!”焦裕禄边说把布兜挂在自行车扶手上往外走。

“慢走!慢走!”李忠修的母亲把焦裕禄送到门外。

“儿啊!焦书记可是个好人呐!”母亲回过头跟李忠修说。

“是!是!”此时的李忠修还没有回过神来,脑子却把场景一下子拉到了中午时分在园艺场的一幕。

精心挑选了几个苹果,装进自己的布兜里,挂在自行车扶手上。

望着焦书记骑着自行车的身影远去,李忠修似有万语千言,“平时自己也不舍得给孩子们买苹果吃,平时自己那么省吃俭用,衣服上一个一个的补丁,……可下乡了,竟然还想着安排我回家看望老人……”

李忠修的眼神随着焦裕禄的背影走了很远很远,思绪也飞到了很远很远。


——摘自《为官之德——你所不知道的焦裕禄》(作者 侯永胜)